1983年6月14日清晨昆明配资最新消息，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气温只有二十度左右，一位被称作“哑巴同志”的老兵遗体火化完毕。礼兵敬了标准军礼，骨灰盒被放进东院东二室277号格位。周围不少来祭奠的人悄悄议论：“怎么连名字都没有？”文件袋上那排字，只写着三个简单词汇——出生不详、籍贯不详、革命工龄四十八年。
要追溯这位神秘老兵的履历，就得回到1955年9月。当时全军首次大授衔，礼堂内军号齐鸣，墙上挂着熠熠生辉的军旗。台下坐着的官兵中，有一位背脊微驼、手掌布满老茧的炊事兵，他的胸章号码排在最后。掌声响起时，他被宣布授予少尉军衔，并领到三级八一勋章、八一奖章。政工干部在表册上填写姓名一栏时略作停顿，最终写下“熊世皮（哑巴）”字样。对很多人来说，那不过是名单里不起眼的一笔；对他而言，却是几十年沉默换来的肯定。
为什么要让一位不识字、不会说话的老兵穿上少尉领花？当年主持政工的干部给出一句解释：“长征路上他一直背着行军锅，如果没有他，炊事班早就断炊。”资料显示，他1935年6月在四川泸定附近“入伍”。严格意义上，那并不是征召，而是一趟偶然的同行。
回到1935年6月22日，中央红军尚未渡过大渡河，磨西镇一带村民受反动势力威逼，纷纷躲进深山。搜遍村口，侦察班只找到一个无法言语的青年——熊世皮。缺向导，缺劳力，缺补给，部队没得选，只能带上这名“哑巴”。彼时他三十来岁，皮肤黝黑，一身粗布衣服被露水打得透湿，他朝红军队伍比划，意思是愿意领路。
说来也怪，路上他的步子总压在领队身后半米处，既不掉队，也不抢头。最初有人心里犯嘀咕：万一又遇上化装特务怎么办？两年前在闽西就吃过一次哑巴特务的亏。然而这一次，与其说是怀疑，不如说是谨慎。为保险起见，警卫排让他挑行军锅，既能随时看住，又能考验耐力。
雪山草地是检验忠诚的天然试金石。山口刮起劲风时，小桶里的冰水泼向脸颊犹如刀割，大多数战士的步幅都会变小，可他肩上两口铁锅纹丝不动。有战士掉进雪窝，他丢下锅子徒手把人拽上来，双臂冻得通红。随队卫生员用火炕给他烤手，他咧嘴笑，却发不出声。久而久之，怀疑烟消云散，他成了炊事班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1936年底，队伍到达陕北，他的身份仍是“临时工”。组织想发路费送他回川南老家，他摆手拒绝，指着行军锅，意思是非走不可。无奈之下，警卫营为他补办入伍手续，接着把他编进炊事班。档案里籍贯、生日一栏空着，后面加注一句：“长征途中表现优良，身体残疾，不会说话。”
陕北贫瘠，吃饭都靠自己种。1941年春，南泥湾开荒，警卫营抽人下去大生产。熊世皮每天往返几里挑水，四五十担说干就干。鞋子磨烂，他索性光脚。一天傍晚，朱德总司令巡查工地，看见这位赤脚老兵，皱眉训斥值星排长：“给他配鞋！”排长连声称是。对话就此打住，却让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被真正当成“自己人”。
1945年前后，炊事班的伤亡率并不低，毕竟端锅的人跟着部队上火线，经常抢在主力之后布灶。熊世皮仍旧没掉链子，肩上那副扁担成为野战医院照片里的常客。有人半开玩笑说：“哪天他不挑担，心里还不踏实呢。”
1949年2月，中央机关进入北平，他随警卫团驻扎在东西城之间的小营房。环境变好了，他却不适应闲着。有一次团后勤想让他换个轻松岗位，他执意不肯，急得直跺脚。团领导只好在营区辟出一片苹果园，安排他管护。肥水、修枝、捉虫，他样样拿手。年轻士兵悄声议论：“别看他不说话，干起活来比谁都灵。”
转眼到了1953年，部队改编为公安师，编制扩大，他还是端着那副担子。健康状况却逐渐下滑，高血压、风湿找上门。师务会决议让他疗养，并给出副师级离休待遇。这项待遇，在当年仅授少尉军衔的士兵中极为罕见，外人不明其中缘由，师里一句话：“长征过草地，他挑的不是水，是活路。”
1972年春，他心脏病突发，被送进师医院。住院的第一个月他并不习惯安静，不时意图下地找担子。护士劝他：“您现在是离休干部，好好休息才行。”他听不懂护士官话，只能摆手微笑。后来医院给他配备专职护理，生活才渐稳定。进入八十年代，记忆力逐渐衰退，连红军老照片都认不全，却始终记得苹果树的花期。
临终那天，他没留下遗言。事后警卫师干部到四川海螺沟一带调查户籍，才弄清他的真实姓名与大概出生年份，补填进档案。在公墓登记薄上，“熊世皮”三个字被放在括号外，“哑巴同志”四字则被保留下来，与他的军旅一生相互注释。
一位参加过授衔仪式的老首长看完档案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军衔可以轻，勋章不能缺，他的担子比钢盔更重。”这一评价，再合适不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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