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60年12月26日午后两点,北京西郊丰泽园的餐桌上只摆了几盘家常菜。毛主席看看众人,又看看窗外的冬阳:“屋里久坐可不是办法,人得到下面去。”话音落地配资理财,七位随行工作人员面面相觑,场面有些安静。突然,坐在右侧的高智站了起来,自告奋勇愿意下去锻炼。毛主席放下筷子,轻轻点头,这一幕为两人此后的离别埋下了伏笔。

回到1944年,16岁的高智从绥德师范辍学奔向延安。他学历不算低,机要科正缺人手,很快就把他要了去。机要工作枯燥,电文密密麻麻,全靠眼力和耐力顶着。高智每天守着短波电台,偶尔抬头能看到窑洞外的毛主席来回踱步。那时他只敢远远偷看,握手的勇气根本谈不上。
1947年3月,胡宗南大军扑向延安,党中央组成九支队转战陕北。机要科紧贴毛主席行动,重要电报得先发完再撤离。高智回忆,当年陕北山沟里,不到二十岁的他抱着密码本在夜色中跑,一头汗一身土也不能误一分钟,因为“主席就在后面等着电波飞出去才能上路”。
1953年春节前夕,中央机要科主任叶子龙通知高智——调到毛主席身边当机要秘书。高智先是愣住,接着皱眉:“要是干不好怎么办?”叶子龙笑笑:“试试再说。”犹豫几天,高智总算点头,不过提出试用期:行就留下,不行就撤。其实同批被点名的秘书、警卫多有这种顾虑,毕竟谁都担心犯错。

毛主席夜里办公、白天睡觉的习惯出了名。秘书必须跟着颠倒生物钟,高智和罗光禄两人一班二十四小时。文件来了要立刻编号、登记、送阅;口头指示没听清,必须追问,不能随便猜。高智给自己立了规矩:在值班室不碰小说,不聊家常,桌上只放文件、钢笔、咖啡。
可人终究是血肉之躯。一次深夜,风声透过窗缝直往脖子里钻。高智撑着脑袋,“嗡”地一下睡过去,再醒时天已微亮。他冲进办公室,看到毛主席正埋头批阅,而桌边那一摞厚文件已经分门别类码得整整齐齐。高智又羞又急,低声开口:“主席,您咋不叫我?”毛主席夹着烟,抬眼淡淡一句:“不急事。”高智再追问:“我打瞌睡,您咋也不喊我一声?”主席摆摆手:“你们辛苦,犯不着半夜折腾。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短短几句话,既是关怀,也是提醒——秘书犯错可以改,但要记住人情味。
有意思的是,毛主席偶尔还拿高智的名字打趣。1953年刚报到那天,高智自我介绍,毛主席笑道:“高智,高智,智可不低呀!”过几天,开常委会路上主席又回头招呼:“高智,这名字厉害得很!”弄得高智只好挠头:“改成政治的治行不行?”主席笑而不答,名字一直留到了今天。
工作强度大,可毛主席对生活细节格外节省。睡衣补丁摞补丁,能缝就缝,缝不了再说。冬天若有人买黄瓜、西红柿,他一定追问价钱,接着来一句:“一根黄瓜,冬天只够一顿,夏天一筐能吃十几顿。”伙食帐、煤钱他都亲自过目,若超支坚决不让补贴。本来只是日常管理,却让身边人清晰地看到一国领袖的自律。
1959年6月,毛主席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。乡亲们蜂拥而至,主席吩咐高智:“名单你来排,谁什么时候见面你来定。”高智知道主席不爱铺张,见面安排紧凑,山坡饭桌只上自家腌肉和玉米粑粑。场景虽朴素,却比隆重的欢迎仪式更让人踏实。
1962年春,高智主动提出到陕西基层工作。临行前一天,毛主席和他合影,随手把冲洗好的照片递过来,语气平常:“想着回来看看就回来。”话虽轻,高智心头却重。到了西安,他只是省委政研室一名普通研究员。白天钻文件,夜里想起主席的作息,常常半夜醒来握着手表数秒针。有人打趣:“你怎么还守北京的钟点?”高智摆手:“习惯,改不了。”

1965年初,高智随代表团出国路过北京。见面那天他刚踏进书房,眼泪当场掉了下来。两人递完烟,毛主席问:“陕北沿途有什么变化?”高智把途中记的七页笔记一一汇报。毛主席听完只说:“找机会还得去走走,黄河边的小米我念着呢。”高智回陕后真托人捎去了小米。毛主席顾不上亲笔回信,特意吩咐秘书林克代笔,在信纸中央用红笔圈出四个字:“努力学习”。这四个字,高智用镜框装好,挂在书桌正上方。
1976年秋,噩耗传来,高智连夜打报告要赴京悼念,却被婉拒。几天后才批准,他赶到首都,灵棚里的挽联在昏黄灯光下摇曳,他忍不住放声大哭。回陕后虚弱得连台阶都上不去,同事感慨:“你这是把心掏空了。”高智只是摇头,不再多言。
转眼进入21世纪,老人步履蹒跚,仍坚持整理当年机要日记。2016年冬,毛新宇夫妇看望他,客厅炉火噼啪作响。高智费力抬起头,声音微弱:“我想毛主席,我想他。”短短十个字,把旁人听得默然良久。

至今,南墙旧影、延河昏灯、丰泽园深夜的烟火气,在讲述者的只言片语里依旧清晰。那场因打瞌睡引出的对话并非轶事花絮,而是折射出一段特殊岁月里领袖与秘书之间的信任与体恤。高智后来常向后辈说,做机要的第一要求是准确,其次才是速度;而在他看来,还有第三条——懂得体贴他人。或许,这也是毛主席愿意替秘书整理文件、宁可自己多熬一会儿夜的原因。
2
华林优配APP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